哈尔滨不是东北城市吗？
撰文 | 维舟
责编 | 翟梓然
从国际都市到东北城市
虽然这乍听起来似乎令人骇异：哈尔滨难道不是东北城市？但我想要强调的是：一个城市的定位，其实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取决于放在什么样的框架底下来看。
谁也不会把近代以来的上海看作是一座“江南城市”，因为它只是碰巧坐落在江南，但其特质是“国际都市”。有句著名的谚语：“亚历山大城靠近埃及。”（Alexandria ad Aegyptum）意思是这座国际都市虽然在埃及海岸边上，但它在本质上不是埃及的一部分，而属于更广阔的跨国网络，也因此具有多元文化和国际视野的传统。哈尔滨也是如此：在城市基因里，它就不是一座普通的“东北城市”，倒不如说是“在东北的国际都市”。
1903年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通车，促成了哈尔滨与长春同时迅速崛起，但从一开始，哈尔滨就更具国际色彩：1907年它被辟为开放城市，先后有20多国来此开办领事馆。作为一块混血的飞地，1912年哈尔滨总人口（6.85万）中，俄国人竟占到64%之多（4.31万）。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1917年来华，就说哈尔滨是“俄国人为中国人开发了一块商业区并且把它赠给了中国人”。
在1933年之前，道里区是白俄聚居的金融区，道外是粮食、榨油、麻袋等等轻工业加工贸易区，留下的商号单据，仍可显现当时哈尔滨商业之发达。这座别称“东方巴黎”的新兴都市作为世界经济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全盛期一度吸引了操着45种不同语言的53个国家族群，被美国《哈泼斯》杂志称为“世界上唯一黄种人统治的白人城市”。
这是同级别的东北城市所没有的经历：沈阳、长春早期更侧重政治职能，大连则是陆海军事要塞，唯有哈尔滨显现出商贸中心强烈的外向型经济，华洋杂处、中西交融，文化上也呈现为多元交互共生。一位哈尔滨当地的学者跟我强调：“长春、沈阳还算不上是移民城市，但哈尔滨是真正的移民城市，很包容、不排外。”像长春那样商业领域欧亚超市“一家独大”的垄断封闭倾向，在哈尔滨并不存在。
前些年有位长春女孩回忆说：“从小在长春长大，城市规划横平竖直，用冲水马桶住楼房，自己单间，从来没见过家里没厕所要用马桶刷马桶的；来了上海读大学，见识了这一切，才明白我的故乡竟是东北亚大都市。”她这里对“都市”的证明来自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但在哈尔滨的城市记忆里，优越感并不来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物质条件或工业传统，而是一种开放性、国际性、多元性的文化意识，这其实非常接近于上海人面对“乡下人”时的那种文化身份意识。
哈尔滨人之所以瞧不起其它东北城市，底气就来自于这段经历：它不仅是大都市，而且最“洋派”，连口音也更纯正——如果你带着吉林、丹东等地的口音，在这儿可能会被鄙视。论城市规模，哈尔滨在东北长期仅次于沈阳；论城市级别，1947年哈尔滨曾和沈阳、大连一起跻身全国12个直辖市之列，但长春不是，可见当时哈尔滨的地位仍在长春之上。直到1980年代初，无论城市人口、经济总量，哈尔滨都是当之无愧的全国十大城市之一，哈尔滨站的日均客流量在全国位居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哈尔滨犹太总会堂
现在世人印象中的哈尔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1953年起，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哈尔滨就独占13个之多，大工业生产模式由此建立。一个当时难以察觉的重大变迁是：哈尔滨从国际市场网络的前沿，变成了国内市场体系中的死角。尽管那四十年是很多人记忆中“过去的辉煌”，然而回头来看，延续至今的转型期阵痛，也是由此而来。
从一开始，哈尔滨的城市化道路就是“植入型”的，它不是在本地区由下而上逐步形成市场和城镇体系，而是被跨区域乃至跨国的贸易、资本和政治力量所推动的结果。很多人都遗憾，如果它能依托中东铁路的商业、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道路走下去，那么哈尔滨乃至东北也许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座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远离了自己繁荣的根源。然而，对比一下丝绸之路、大运河沿线的城镇盛衰的历史，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如果其财富主要来自交换领域而非生产领域，那么这种寄生性、非独立性的繁荣势必难以持久，因为它高度依赖一个自身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
随后的计划经济，乍看起来是走向了另一个反面：哈尔滨的城市化道路，从早先那种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发展，一变而为受到国家政策的强烈左右，这对其经济结构产生了决定性规范作用。然而，就其本质而言，这同样是“植入型”的，因为其短暂的繁盛是国家政策的副产品，而非源于其自身内在的动力。
实际上，这也是东北的一大问题。黑龙江大学的一位学者和我说：“东北黑土地是大农业，和关内的农业模式、农村生存状态都很不一样，最大的差别就是东北没有自己的乡镇经济——辽南可能还有一点，黑龙江这里就谈不上——长三角、珠三角都有发达的乡镇经济，可以离土不离乡，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可想而知，如果城镇、市场体系完整而密实，那么居于顶层的大城市也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这就像森林和盆栽植物的区别：前者是自发生长出来的，不像后者依赖于外力干预。
如果说长春作为制造业中心还能自成一体，那么哈尔滨作为商贸中心就尤其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区域经济网络。它真正需要的城市化转型应当是从“植入型”转向“内生型”：在本地区构筑由下而上的市场和城镇网络，并为基层经济单位的需求所驱使，进而将其腹地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地区市场层级。
哈尔滨靠什么竞争？
就在不久之前，哈尔滨提出要在2026年实现万亿GDP——考虑到它去年这一指标才5490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都差一半呢，短短四年，怎么做到？”
一位已打算南下的本地年轻人对此不无疑惑：“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很骨感，关键你靠啥？进出口？高新技术？消费？感觉啥都没有。哈尔滨的就业环境，还是机会太少。”另一位对这座城市的前景更不看好：“就算在东北内部，相比起辽宁、吉林，黑龙江也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这里从文化到产业的系统性落后，是你一个南方人不可想象的。”
哈尔滨不可能孤立地发展，黑龙江全省就是其最根本的腹地，省内其它城镇的衰败也迟早会传导到它这里。和关内相比，黑土地的资源确实相当丰裕，然而也正因此，这带来了“资源的诅咒”：正因为资源太多，因而对资源利用相当粗放，没有动力去精耕细作，经济发展路径也因此更依赖榨取性资源，鼓励了一种竭泽而渔的倾向，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在哈尔滨访谈时，我遇到了观点各异、有时甚至针锋相对的本地人，但有一点，差不多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黑龙江的资源被贱卖了。”
在此之前，哈尔滨曾被发改委点名批评，“没有发挥省会的引领作用”。像黑龙江这样典型的“单核驱动”省份，省会难道还不够做大做强？这与其说是它没能“辐射带动全省”，不如说是这样一种状况：哈尔滨虽然居于本省区域性市场的中心地位（全市贷款额占全省七成），起到着集散商品、组织流通的基本经济功能，但本地交换市场和外贸市场的流通没能很好地整合，还受到大量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哈尔滨并没有通过产业分工带动起本地市场网络的充分发育，有时甚至是反过来用省内的资源来供养自身。
一座城市的发展，其实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奇迹”，毕竟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而未来的方向也难免受到过往和现状的制约。虽然哈尔滨有计划经济时代老工业基地的底子，但时至今日，它真正的优势仍然没有离开它建城时的源头：原材料集散地和农业产品加工、商贸以及由此而来的旅游。一位本地学者对此有一个绕口令式的结论：“哈尔滨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子，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子。”
从2021年东北四大城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哈尔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农业、服务业占比偏高，但工业却相当薄弱：
也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哈尔滨要实现赶超长春，关键是通过力推“1+3+3”产业集群，补上工业的短板。要支撑一座大都市的产业，这当然是必要的，不过这种视角往往忽视了一点：正因为哈尔滨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所背负的“老工业基地”包袱也没那么重。
像长春那样“拼工业”确实能更快见成效，但哈尔滨却更宜居。这里薪资不高，消费不低，除了租房、交通便宜，哈尔滨的生活开销甚至并不比北京便宜多少，然而本地人如果不买房，在这可以过得很安逸。有人对比了自己长期居住过的两个城市：“论产业经济，哈尔滨比大连可能差老远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很舒服。”
哈尔滨道里的老城街道细密，哪怕春寒料峭，晚上八九点仍然人潮汹涌，夜生活远比长春丰富。连一个长春人也承认：“长春的城市规划，当年主要考虑的是一个军政中心的格局，所以规整、大气、宽阔，但也因此，自发形成的小路比较稀疏，不像哈尔滨的老城看上去杂乱，但小路很多，人流更密集。”哈尔滨红肠、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啤酒、张亮麻辣烫这些品牌，之所以出现在这里而不是长春、沈阳，不是偶然的。
旅客吞吐量可以证明，哈尔滨确实是东北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疫情之前的2019年，东北四大机场中，吞吐量最大的是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2078万人次），超过沈阳桃仙国际机场（2050万人次）、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2011万人次），比长春龙嘉国际机场（1394万人次）更高出一大截。疫情放开之后，哈尔滨的旅游人气瞬间复活，去往南方多个城市的航班来回都是满员。虽然文旅是一个较小的行业，但那种人气至少能带来一种久违的生机活力。
对游客们来说，哈尔滨也具有某种其它东北城市少有的“浪漫”魅力。一位做文旅规划的哈尔滨人说：“我在中央大街上，有时看到游客拍照，骗朋友说自己在欧洲，真的可以——哈尔滨完全是东欧风格。”哈尔滨冰雪节是国内旅游行业规模最大的季节活动之一，但外界只知“冰城”，它作为“夏都”的魅力尚未发挥出来。早在它建城之初，俄国移民和犹太人就常去太阳岛避暑，在他看来，“哈尔滨应该建一个超大型旅游度假区，主打俄罗斯文化”。
当然，仅靠季节性的旅游业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大都市经济，但人人都承认这至少是哈尔滨的一个特色和亮点，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好？
一位本地官员承认：“这儿的旅游不大赚钱，而且同质化严重，除了雪乡，往下面走的更少。哈尔滨的文旅，旅游是旅游，文化就很少——去看个冰雪大世界，挨个冻，但深度的没有。”有一位年轻人抱怨：“旅游也做得不好。脑子里有东西的那些创意人才都在外面，留在这里的，说话也不一定好使，如果不能让上面满意，还是落不了地，于是又回到原点。”他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我们好像总是这儿试试，那儿试试，没有方向地来回兜圈子。”
找到自己的位置
确实，这可能就是哈尔滨真正的问题所在：这座城市明明有着诸多优势，但长久以来却无法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体系内给自己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以至于其潜力难以充分发挥出来。
这种迷茫感很多人都意识到了。一位读完硕士后南下的哈尔滨女孩说，“哈尔滨除了冷，其它的都还好”，虽然也看到了这座城市的一些问题，但“我有好多亲人在这里，我不希望它衰败”，然而当我问她有没有看到什么好的方向和苗头时，她愣了一下，不由自主地重复了一句：“好的苗头？你问住我了。”
就在我到哈尔滨之前，网上一度流传“哈尔滨直辖”的传闻，其中所包含的诸多信息难以置信，但这居然能传开，本身就表明有很多人愿意相信，因为人们太期望能有这样的好事一举打破当下的困境了。然而，真正的出路并不在上面，而永远是在脚下。
有位基层公务员向我坦言：“哈尔滨的定位很不明确，到底是发展的城市还是安逸的城市？现在的定位很模糊，既想要工业，又要保农业。如果不要求发展，能走自己的道路，那它可能更适合作为政治中心和教育中心，但不发展又是不可能的。”
哈尔滨一度自我定位为“音乐之都”，那是早先市民文化的遗产，但熟习音乐的老一代正在消逝；前两年还有世界农业中心在哈尔滨揭幕，然而就像那些大型国企一样，哈尔滨乃至黑龙江全省的农业，必须服从国家战略，而不是为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高附加值农业。本地经济中，国有资产占比过高，效益过低，主要产业就“三大动力”（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锅炉厂），但很多都是直属中央的，对地方交税不多。哈飞一度有希望，但也没做起来，被长安收购了。至于市场需求，高端产品在这里还是卖不动，消费上不去。
◎2022年8月9日，哈尔滨，2022世界5G大会先导论坛召开
哈尔滨有大量高校，人才其实并不缺，缺的是能留住人才的高端制造业。根据最新出台的人才政策三十条，哈尔滨不区分直属与否，连县都覆盖，现在的关键是：好的产业和项目从哪里来？有位在北京工作了几年的年轻人，曾想回哈尔滨找找机会，但最后发现适合自己的选择并不多：“华为的产业园，喊了多年，一直没见到；高新区也不强，和成都的天府同时规划，现在差老远了。松北规划的产业园等，都是号称国家级的，最后就是一堆大坑，这到底是国家不想做起来，还是本地做不起来？”
问题可能并不在于背后的政治意志，而在于如何找到自己在市场上的相对优势，因为在一个动态调节的市场上，其实没有绝对的优势和劣势。
我这次还听说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很好地利用了彼此的优势互补：江北一家企业，生产在深圳，研发在哈尔滨，因为它做消防器材，生产原材料在深圳可以配齐，销售也在南方；但研发方面哈工大培养的人才有相当优势，且薪水、福利在这里对企业合算得多——在深圳给员工买一套房，在哈尔滨都能给一整个团队买房了。
虽然连一些哈尔滨人都抱怨这里太冷了，但有时这也未必是坏事：极寒的气温适合做大数据存储，因而鲜为人知的是，哈尔滨做服务器、云存储这些其实相当不错，阿里就在这里早有布局，去年世界5G大会也在哈尔滨举办。正因此，有企业高管相信，只要能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哈尔滨“走北欧模式是有机会的”，理由是深圳等南方城市节奏太快、流动性太大，但技术需要积累和稳定的团队，技术人员也适合慢节奏。
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恰恰是相当难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强烈的自主意识和开放格局：不卑不亢，既能明确认识到自己的相对优势，同时又能具备开阔的视野，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中看待自身。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座城市的发展无须考虑这种市场定位问题，只需要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就行了，但现在，哈尔滨的新生需要打破长久以来的习惯所造成的桎梏，重新找准自己在市场上的位置。
对哈尔滨的这段过往有着深刻认知的一位城市规划专家说：“哈尔滨的政府管理人员大多数是计划经济移民的后代，一直在体制内干到现在，优越感也主要体现在他们身上；另有一部分市民是闯关东的后代，但现在基本在体制外，双方有点像北京的北城和南城。现在谈的‘东北’，和这些计划移民后代的思维有很大关系，他们一直在体制内，占着比较大的话语权。在这里，体制外的机会还是不多，就做点小买卖将就着，不像南方，不管男女老少都有进取心。”他再三向我强调：“哈尔滨要发展，一定要打破体制内思维。”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种思维定势谋求的不是做大蛋糕，而是分蛋糕。据说前些年陆昊主政时，一度都对“雁过拔毛”的“吃拿卡要”感到震惊：“你们能不能等它落地生蛋之后再杀？”由于体制内的人很多，加上这两年防疫过严，市场主体衰减，需求也很疲软，去年全省贷款创下3.9%的历史最低值。分蛋糕的太多而做蛋糕的太少，甚至做的蛋糕还得上缴，结果就是现在哈尔滨的财政相当吃紧，一位本地经济官员透露：“哈尔滨负债不少，过度依赖土地。其实就算没有疫情冲击，也不行，去年就拍出一宗土地。怎么办？我们省市的领导定位很明确：就是要端好饭碗。”
“端好饭碗”并不意味着保持现状，恰恰相反，是需要打破现状。那位经济官员说：“哈尔滨地铁从决策到开工很快，这在欧美不可能。我们相比沿海也许效率不高，但和欧洲比还是快的。我知道有些人对东北振兴不看好，但我觉得正因为起点低，所以有一点进步都是好的——当然和南方对标肯定对，就像你跟着刘翔跑总有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尔滨的城市定位面临着又一次转向：从最初的“向外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向内看”，如今则到了“向南看”。这需要一种全新的意识：既能意识到自己是受市场影响的客体，又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市场网络中能动的主体，并在参照坐标中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城市和人一样，关键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明白自己能做什么。有这样的探索，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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